要害詞：文人來往 劉師培 魯迅
原題目：在金石加入我的最愛與報刊興趣之間：論洪憲帝制時代魯迅與劉師培的文明政治決定
關于魯迅與劉師培的關系的切磋，學界結果頗多。在學術聯絡接觸方面，晚期有張杰的《魯迅與劉師培的學術聯絡接觸》、顧農的《魯迅手抄劉師培著作二種》，展示了劉師培在學術方面臨魯迅的影響[1]；在思惟聯絡接觸方面，盡管魯迅文本中并未呈現過《天義報》字眼，但亦有學者鉤沉出劉師培的無當局主義思惟對魯迅的影響[2]；在史實切磋方面，有學者回到周氏兄弟的《河南》投稿題目，厘清了周氏兄弟對劉師培的非確實回想[3]—這些都有助于熟悉周氏兄弟與劉師培的來往。
現實上，切磋魯迅與劉師培的關系需求在學術思惟頭緒和政治汗青際遇兩個層面上睜開，需求回到嚴重汗青時辰挖掘二人的聯絡接觸及異同，二者不成偏廢。
魯迅、劉師培都是近古代汗青文明海潮中的潮頭人物，汗青事務催生文學事務，兩人都于辛亥前后達到北京，且分辨是洪憲帝制、“文學反動”的文明主將；劉師培在1919年因病往世，魯迅在統一時代暴得年夜名，兩人在“五四”之后一衰一盛；劉、周二人在文明興趣上彼此承接卻又有最基礎差別，切磋劉、周二人的政治文明取舍對懂得近古代文明轉型具有主要意義。
一、洪憲帝制與“吃人”的產生
魯迅文本明白談及劉師培是在“文學反動”階段。1918年7月5日，魯迅在寫給錢玄同的信中說起劉師培，言辭頗為辛辣：“中國國學，固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壞種，要刊叢編，卻也絕不足怪。該壞種等，不外還想吃人，而竟奉賣過人肉的偵心探龍做祭酒，年夜有自發之意。”[4]以往研討劉、周二人關系的學者對此信中的說辭往往不年夜在意，僅看出魯迅在此談吐中指涉的劉師培反叛反動、告發叛變一事，一句劉師培掉足叛變便敷衍了事。但無論教學是“國學”、“刊叢編”，仍是“吃人”、“賣過人肉”，對懂得魯迅這一階段的思惟天生都極為主要。
1918年，魯迅完成了洞悉“吃人”汗青的《狂人日誌》。這一年景為魯迅持久緘默后的發聲之年，以“吃人”汗青批評為主題的魯迅發聲也成為魯迅思惟研討的主要題目。在已有文本中，1918年魯迅三次明白談及吃人題目：第一次，４月２日，魯迅作“吃人”汗青批評的《狂人日誌》；第二次，７月５日，魯迅在致錢玄同的信中談及“壞種吃人”、劉師培“賣過人肉”；第三次，魯迅在８月２０日致許壽裳的信中談及《狂人日誌》與“吃人”題目，并道明本身“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國民族，因成此篇”[5]。
三次談及“吃人”卻各有分歧。《狂人日誌》以小說情勢闡述吃人題目，復雜而又隱微，有多方歧義。相較而言，后兩次的“吃人”批評顯白而又要害：與錢玄同通訊談及的“吃人”指涉了實際事務觸發下的“吃人”批評，與許壽裳的通訊道明了“吃人”汗青批評的學理淵源。三次“吃人”批評宜當參照懂得，相較而言，實際事務中的“吃人”懂得起來最為直不雅。
至多在與錢玄同通訊的語境中，“吃家教人”惡罵是一種修辭癥候，背后存在著需求彌補的實際事務。王瑤以為《狂人日誌》在主題上表達了對反動黨人如章太炎、孫中山的禮贊[6]，而魯迅與錢玄同通訊中的“壞種吃人”、“賣過人肉的偵心探龍”嘲罵也恰是對《狂人日誌》這一主題的實際確認。而以此語境，可見魯迅所說的“吃人”、“賣人肉”都指涉辛亥前后殺戮、出賣反動黨人的諸種血腥氛圍，“吃人”的修辭癥候表達著魯迅對實際景況的嚴重關心。
從辛亥反動到五四活動，罔替承接的實際事務將浮現劉、周二人的直接、直接關系，這些明暗關系有助于理清劉、周二人的思惟靜態及20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文明政治生態。周作人對這一階段的回想值得留意。在周作人看來，洪憲帝制和張勛復辟的復古氛圍激發了反復古的潮水，所謂“文學反動”、“思惟反動”都旨在撲滅古舊的偶像[7]。周作人提示我們：“文學反動”是作為洪憲帝制成果呈現的。汗青事務催生文學事務，也正如周作人所說：“在交兵的狀況時當然認他為敵，不吝用盡措施往進犯他……五四前后，古文還坐著正統寶座的時辰，我們的惡罵力攻都是對的。”[8]恰是在周作人所說明的這種政治文明際遇里，我們才幹懂得魯迅對劉師培的惡罵。
而細心辨析，周作人在說明“文學反動”產生時道出了前、后兩層汗青語境，一是洪憲帝制時代，一是“文學反動”時代。“復古氛圍激發了反復古潮水＇周作報酬兩次事務連上了因果關系。魯迅對劉師培的惡罵實則也含有這兩層汗青事務語境。如魯迅在致錢玄同的信中所說：“敝人當袁朝時，？曾戴了冕帽（出無名氏語錄），獻爵于至圣先師的老太爺之前，經歷已多，無論若何復古，若何國學，都已不怕。但該壞種等之創刊屁志，系專對《新青年》而發，則略認為異，初不意《新青年》之于他們，竟這般其難熬也[9]。”
也恰是是以，復辟的政治語境對于研討此一階段魯迅思惟的構成極為主要。如錢玄同記載過魯迅1919年頭的一番話：“豫才說：如其年夜東海國年夜天子竟下了吃儒教的上諭，我們惟有逃進耶棘教之一法。豫才主意用耶教來消除中國舊儒，我原來是不同意的，但彼小樹屋等若竟要大師吃儒教來研討那狗屁的‘三綱五常’，則我們為本身計，惟有此法罷了。頌平說，他進耶穌教全為否決喪禮，這是和豫才一樣的意思。”[10]可見，縱使復辟海潮退往，復辟的政治語境仍然會長時光覆蓋在社會周遭的狀況中，感化并構成同時期人的心思語境。恰是在如許的心思語境感化下，“文學反動”階段一切的“惡罵力攻”出力點都在于“反復古”、“反復辟”。由此，魯迅有關反復古、反復辟的諸種過火談吐才有其汗青性、自衛性、合法性。
辛亥反動后魯迅的北京生涯以1918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后兩段，後期嚴重事務包含洪憲帝制以及張勛復辟，后期則重要是“文學反動”，而后期發聲更多是對前一階段政治禁言的回應。1918年是魯迅緘默后的發聲期，魯迅最年夜的發聲主題即是“吃人”。汗青地往看，“吃人”發聲更多是緘默禁言期的思惟補白。
由於洪憲帝制前后的政治冷噤，緘默時代魯迅直接的思惟表達并未幾。袁世凱就職年夜總統后，翻臉清除反動氣力，魯迅在事后有著對此的回想。魯迅在《〈殺錯了人〉貳言》中浮現了袁世凱就職年夜總統時代氛圍的嚴寒。魯迅說袁世凱從“公民公仆”釀成了吸血魔王，“于是，殺，殺，殺。北京城里，連飯館客桟中，都布滿了偵察；還有‘軍政法律處’，只見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出來；還有，《當局公報》上，是天天看見黨人脫黨的市場行銷，先是先前為友人所拉，誤進該黨，此刻自知迷謬，從此離開，要改過自新的做大好人了”[11]。
恰是基于此，1918年的“吃人”惡罵才成為復辟血腥屠戮和政治文明擠壓后的一次顯白宣泄。但發聲期的魯迅與緘默期的魯迅并非一如既往。在說話緘默的背后，陷溺金石加入我的最愛、醉心抄寫古碑、加入我的最愛借閱學術時政報刊，這些緘默行動有著暗暗的政治謝絕姿勢，于魯迅這一時代與劉師培的直接、直接關系中可見一二。
二、端方與魯迅的金石加入我的最愛運動
在反復古、反復辟語境中，復辟時代的紅人劉師培天然成了復辟退潮后的標粑—“賣過人肉的偵心探龍＇魯迅所說的“賣過人肉”正指涉劉師培辛亥前告發于端方、出賣反動黨人的事務。汪東在《致黃焯書》中陳說了辛亥前劉師培告發、變節反動事務的細節：“劉申叔告發于南北洋，袁世凱充耳不聞，端方則密偵黨人。”[12]而魯迅在1918年重提劉師培變節反動與其任職教導部時代的緘默運動不有關系。
汗青地來看，非論是劉師培辛亥前叛變告發于端方，仍是在辛亥后附袁政治掉足，劉師培政治生活中的轉機人物是端方和袁世凱。而此兩人不但是對劉師培，對魯迅、劉師培的交互關系也發生宏大影響。“賣過人肉”是指涉出賣反動的修辭癥候。在雷同語境下，“吃人”也包括了屠戮反動黨人的附近語義。也恰是是以，魯迅嘲罵劉師培“賣過人肉”的背后，隱而不現地觸及了劉師培曾依靠的，并在分歧時代大舉屠戮反動黨人的南北洋年夜吏—端方、袁世凱。不容疏忽的是，緘默時代的魯迅與端方的聯絡接觸極年夜。從任職教導部到投人“文學反動”海潮，端方頻仍呈現在魯迅的視野。從魯迅日誌中可見，魯迅從1916年7月28日“往留黎長買端氏臧石拓本一包”[13]，一向到1921年“德古齋贈磚拓片三種，皆端氏物”[14]，“端氏”字眼在５年內呈現了11次，而“端氏”恰是曾經往世的端方。
端方是晚清重臣，也是金石加入我的最愛大師。劉師培叛變人幕端方也是以“為方訂正金石”的名義。端方在四川保路活動時代因部隊嘩變被殺后，其豐贍的金石加入我的最愛為辛亥后的北洋當局所留意。從1914年到1916年，北洋當局年夜總統、國務院、外務部、教導部各級機關互致公函，對端方之子盼望當局收買端方加入我的最愛之事作出決定，但是此決定終極因端方之子“移居天津，物經散佚，無從匯輯”而了結，“家躲古物購回國有”的提議也被銷案[15]。現實上，有著金石興趣且在教導部任職的魯迅倒是事后端方散佚金石躲品最用力的搜集者。
1916年7月18日，北洋當局因端方之子移居天津撤消人購端方所躲文物的決定；7月28日，魯迅開端搜集散佚的端方金石躲品。從剛開端大批搜集端方所躲碑碣、墓志、造像拓本、石刻小品拓片，到后來開端搜集木刻本、墓磚、瓦當拓片、磚拓片等，人購品種單一，加入我的最愛多少數字頗巨。據筆者統計，從1916年到1921年，魯迅消耗巨資、不遺余力地彙集端方流浪在琉璃廠的墓志、拓片等金石躲品，收支琉璃廠11次，共收端方散落的各類拓片905枚。魯迅的拓片加入我的最愛共５千余種、６千多枚，端方逝世后散落出來的拓片成為其主要起源。魯迅最常出人琉璃廠的德古齋購置端方金石躲品，甚至于后期德古齋贈予魯迅端方躲品，“德古齋贈磚拓片三種，皆端氏物”[16]。魯迅搜集端氏金石加入我的最愛之用力可見一斑。
金石加入我的最愛風尚在晚清年夜盛，而究其源流，與1對1教學雍乾時代年夜興文字獄互相關注。那時政治禁錮，文人逃難，考證、金石風尚年夜興。而魯迅之所以能在1918年一語道出劉師培“偵心探龍”其實與魯迅此時金石加入我的最愛經過的事況中幾次呈現的端方年夜有關系。但汗青往來相替的背后卻各有分歧，劉師培變節反動，進幕端方，“為方訂正金石”；魯迅在袁世凱屠殺反動黨人時代輯躲端方金石舊物，對洪憲帝制禁言緘默。
金石興趣往來承襲，此一時而彼一時，在魯迅金石加入我的最愛緘默的背后，不只遮蔽著劉師培“賣人肉”的痕跡，更隱現著文明代際帶來的懸殊的政治文明選擇。
三、劉師培的報刊決定與“妖孽”的產生
盡管魯迅比劉師培還年長3歲，但基于分歧學養，劉、周二人在嚴重汗青事務的聚散中發生了懸殊的文明代際。劉師培的性命一直，面臨西學的沖擊，常常慨然“國粹淪夷”：在“太少二叔”來往階段，以《平易近報》、《國學學報》為陣地配合倡導國學；在人幕端方階段，以“君子心，息邪說”為由３次上書端方在南京建立“兩江存古書院”，培訓國粹教員；在川地介入開辦《四川國粹雜志》（1914年更名《國粹薈編》）、四川國粹會；人京后停刊《中國粹報》，任《國故月刊》總編纂。借助報刊發聲、發揚國學，在劉師培的性命中一以貫之。
作為學者的劉師培也并未完整褪下劉光漢時代的政治訴求。辛亥后進人北京，基于本身的政治訴求，劉師培亦是學者亦是報人。辦報對于劉師培來說是本質當行，從《平易近報》編纂到創刊《天義報》，甚至于與周氏兄弟後期來往都是編纂與作者之間的來往；從反動者劉光漢改變為學者劉師培，《國學學報》、《四川國粹雜志》、《中國粹報》、《國故月刊》都是其重要陣地；無論是作為聯盟會員的劉光漢仍是作為端方幕僚的學者劉師培，甚至于作為袁世凱“上年夜夫”的劉師培，報人腳色充足表達著作為學者的劉師培的政治訴求。絕對于魯迅在北京時代的緘默，劉師培以報刊為陣地，在復辟海潮中年夜紅年夜紫。
1918年，劉師培意欲停刊《國學學報》、《國學匯編》，雖無疾而終卻引來魯迅惡罵。魯迅后期提到“藝術至上主義呀，國學主義呀，平易近族主義呀，為人類的藝術呀……最終目標只要一個，就是打逝世反帝國主義、即反當局、亦即‘反反動’，或僅有些不服的國民”[17]。可見魯迅否決國學，更多的是否決袁世凱稱帝準備階段的復辟政治威權，所以魯迅收回的“中國國學，固然等于放屁”、“一群壞種，要刊叢編”、“奉賣過人肉的偵心探龍做祭酒”的“吃人”惡罵概況看來是針對劉師培的文明旨趣，汗青地來看，實則更多是針對劉師培的政治訴求以及延宕不退的復辟反反動政治語境。
但劉師培在北京時代因辦報招致惡罵不止上述這一次。在此前后，1916年劉師培勝利停刊《中國粹報》，1919年劉師培任《國故月刊》總編纂。三次報刊運動都招來分歧水平的非議，而招致最年夜惡罵的則是停刊《中國粹報》。
1916年1月，劉師培經過袁世凱出資3萬年夜洋停刊《中國粹報》，《中國粹報》成為洪憲帝制時代劉師培的重要陣地。錢玄同記載了他在“洪憲元年”瀏覽《中國粹報》的感慨：“回得心孚寄來《中國粹報》第一冊，此中申書之文無可復言。噫！三世傳經，成果至此。”[18]曾追酬師培進修無當局主義的錢玄同感嘆此時的劉申叔“聲名狼藉，一錢不值”[19]。
作為袁世凱復辟時代的“上年夜夫＇劉師培在1916年授命袁世凱迎接“衍圣公”孔令貽人京。魯迅對此事非分特別留意，“報上載清廷賞衍圣公孔令貽‘騎朝馬’，孔令貽上折謝恩。本來他也是個遺老。我疇前聽人說，儒教與帝制及復辟，都極有關系，這事固然有籌安正人和南海圣人的著作作證，但終感到還未非常確切，此刻有這位至圣先師的明日孫證實，當然毫無可疑了”[20]。
魯迅口中的“籌安正人”除了劉師培，還包含嚴復、楊度、孫毓筠、李燮和、胡瑛五人。籌安會是洪憲帝制準備時代君主制的宣傳機構。籌安會成立后頒發《籌安會宣言》，劉師培在《中國粹報》頒發《君政復古論》，在文明宣揚上為袁世凱稱帝張目宣傳，一時光言論嘩然。“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包含劉師培、嚴復在內的“籌安六正人”一時光被稱為“妖孽”。
“文學反動”時代有兩句經典標語一“桐城謬種”、“選學妖孽”。魯迅談到“桐城謬種”日才指出其文章特征是“載飛載叫”，“選學妖孽”的特征是“抱住《文選》尋字類”[21]，兩句經典標語的鋒芒所斧正分辨是嚴復、劉師培。而無論是嚴復的桐城文風仍是劉師培的六朝筆法，放到反復辟政治際遇中，“文學反動”經典標語的天生與這一階段茍活上去（“籌安六正人”在袁世凱去世后只要嚴復、劉師培兩位因各自的文明影響而保全生命）的兩位“籌安正人”的復辟政治選擇不有關系。
四、壞種”與魯迅的“壞種”報刊興趣
針對劉師培的停刊行動，魯迅說“壞種”想要吃人。“吃人”的“壞種”究竟是誰？林賢治的《人世魯迅》與林非、劉再復的《魯迅傳》以為停刊《國學學報》的是劉師培、辜鴻銘、黃侃等人[22]，現實上未必這般。《國學學報》、《國學匯編》的停刊掉敗使“壞種”是誰難成定論，但理清停刊《國學學報》前后劉師培主陣《中國粹報》、《國故月刊》的職員組成將有助于發明魯迅口中“想要吃人”的“壞種”究竟是誰。
《國學學報》是國粹保留會的機關刊物，1905年創刊于上海。統一時代，蔡元培在上海成立“收復會”，劉師培也是該組織成員。《國學學報》初期開辦人包含鄧實、黃節、劉師培等，重要撰稿人包含鄧實、黃節、劉師培、陳往病、馬敘倫、章太炎、王閭運、廖平、王國維等。《國學學報》在“排滿”的平易近族主義聲浪中創刊，發刊詞深嘆“夏聲不振”、“師法度微”，激烈呼吁“保種、愛國、存學”，以“發現國粹，保留國粹”為主旨。
《中國粹報》是北京中國粹報社出書的月刊，出書刊行于1912年（平易近國元年）至1913年，出書至第９期后復刊，后于1916年（洪憲元年）１月至５月停刊，劉師培任總編纂。從停刊后《中國粹報》的作者組成來看，基礎涵蓋劉師培在北京、川地的人際來往，包含北年夜傳授陳漢章、張爾田、周祺、康寶忠，金石學家吳士鑒、移、王樹枬，川地名家廖平、謝無量等人。
復辟掉敗后劉師培受聘北京年夜學，北年夜傳授頗多像陳漢章、張爾田、周祺如許的碩儒遺老，加之亦是“收復會”同道的蔡元培主陣，停刊《國學學報》成為劉師培又一次發揚國學的題中之意。回想后來《國故月刊》的組成群體，除了北年夜先生之外，異樣包含陳漢章、康寶忠等人。是以，停刊《國學學報》的人及其供稿群體應不出《中國粹報》的作者群，而這些人也就是魯迅惡罵的“壞種”。
別的，魯迅現實也對“壞種”們辦的報刊堅持著追蹤關心。至多對于《中國粹報》，無論是停刊前仍是停刊后，魯迅均多方購置、郵寄、加入我的最愛、借閱，用力甚深。
魯迅自1912年至1918年連續追蹤關心著《中國粹報》。從1912年11月13日獲贈《中國粹報》第１期之后，連續對其堅持追蹤關心。同年12月28日，魯迅“赴留黎廠購《中國粹報》第二期一冊，四角，報中殊無善文，但以其有《越縵日誌》，故買存之”[23]。之后，魯迅又從常毅蔵處獲贈《中國粹報》第３期。魯迅閱后，將這３期寄給了在紹興的周作人。
魯迅在日誌中說得很清楚，購尋《中國粹報》是由於喜好其鄉賢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誌》。而現實上，《越縵堂日誌》連載于《中國粹報》的前５期，191小樹屋2年到1913年魯迅只閱其前３期。值得留意的是，劉師培停刊后的《中國粹報》又開端連載《越縵堂日誌》，一向連續至袁世凱病逝復刊，共連載５期。1917年２月24日，魯迅連夜又從常毅箴處借出《中國粹報匯編》５冊，而此次瀏覽經過歷程長達一年多，于1918年6月16日將其回還。魯迅顯然熟習劉師培停刊后的５期《中國粹報》內在的事務，熟習“壞種們”所寫的國學文章。停刊后的５冊《中國粹報》滿含著包含劉師培《君政復古論》在內的洪憲帝制時代復古、復辟言辭，而這一段瀏覽史也成為魯迅1918年做出“狗屁國學”、“吃人”發聲的主要瀏覽語境。
結語
20世紀的前兩個十年，政治風波與文明潮水彼此翻涌。錢玄同曾總結過其在２０世紀前兩個十年的心路過程：在他二十二三歲時，“突然要保留國學，從章太炎師問小學，專文字稱號，一切主意極真個復古”；1911年，平易近國成立，“我由於前此主意收復漢室之后一切應當復古，于是做了深衣玄冠來穿著，又要復古禮法”；1916年，“由於袁世凱造反做天子，并且議甚么郊廟軌制，于是復古思惟為之年夜變”；1917年，“此時始知孔氏之道斷斷不實用二十世紀共和時期，而廢華文等思惟產生”[24]。
用魯迅趨時復古的汗青哲學來看，錢玄同是趨時的人，劉師培也是趨時者，但顯然進幕、附袁的政治成分使劉師培在趨時的復辟海潮中不竭滑向守舊復古；復古行動在20世紀前兩個十年基于分歧的汗青際遇可謂此一時而彼一時，劉師培在1918年停刊《國學學報》之不適也可見一斑；劉師培停刊《國學學報》不可而終任《國故月刊》總編纂，“國學”在反復古、反復辟海潮中畢竟變為“國故”。
晚清劇變后，若何完成己身價值是舊常識分子面對的最年夜題目，而20世紀前兩個十年則可以被看作一系列文明試驗，諸種舊常識分子的過掉、掉敗都有著試錯價值。
反動者劉光漢選擇成為學者劉師培，前后依靠端方、袁世凱，可謂走了一條魯迅所歸納綜合的，也是嚴復、梁啟超、章太炎等都走過的“趨時”、“復古”途徑。劉師培以其國學幻想深人到動蕩的汗青實行中，面臨新舊沸騰翻騰的汗青潮水，國學成為其應對時變的信心和戰略。在劉師培的文明實驗案例中，我們看到經綸滿腹的舊常識分子在古代性劇變中的無回屬性，這種無回屬性迫使其不竭地試圖認同此外階層，卻又不竭地遭受掉敗。應當說，魯迅與劉師培代表了20世紀晚期新舊常識分子的分野，而新舊常識分子懸殊的文明政治決定更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們在社會古代轉型中的意義和價值。
注釋：
[1]張杰：《魯迅與劉師培的學術聯絡接觸》，《魯迅研討月刊》2000年第6期；顧農：《魯迅手抄劉師培著作二種》，《魯迅研討月刊》2011年第5期。
[2]張全之：《無當局主義“東京派”與中國古代文學》，《上海師范年夜學學報》2009年第3期。
[3]黃佚：《有關〈河南〉幾個題目的辯證》，《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06年第5期。
[4]魯迅：《致錢玄同》，《魯迅手札集》（上冊），國民文學出書社1976年版，第17頁。
[5]魯迅：《致許壽裳》，《魯迅手札集》（上冊），國民文學出書社1976年版，第18頁。
[6]王瑤：《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汗青聯絡接觸》，《文藝報》1956年第19期。
[7]周作人：《錢玄同的復古與反復古》，《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岳麓書社1988年版，第611頁。
[8]周作人：《國語文學談》，《藝術與生涯》，河北教導出書社2002年版，第62-63頁。
[9]魯迅：《致錢玄同》，《魯迅手札集》（上冊），國民文學出書社1976年版，第17頁。
[10]錢玄同:《錢玄同日誌》（上冊），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版，第339頁。
[11]魯迅：《〈殺錯了人〉貳言》，《魯迅選集》（第五卷），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100頁。
[12]轉引自萬仕國：《劉師培年譜》，廣陵書社2003年版，第172頁。
[13]魯迅：《魯迅日誌》（上冊），國民文學出書社1979年版，第196頁。
[14]魯迅：《魯迅曰記》（上冊），國民文學出書社1979年版，第376頁。
[15]中國第二汗青檔案館編錄：《北洋當局收買端方所躲文物有關文件》，《平易近國檔案》1995年第２=2期。
[16]魯迅：《魯迅日誌》（上冊），國民文學出書社1979年版，第376頁。
[17]魯迅：《“平易近族主義文學”的義務和運命》，《魯迅選集》（第四卷），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319頁。
[18]錢玄同：《錢玄同日誌》（上冊），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版，第288頁。
[19]錢玄同：《錢玄同曰記》（上冊），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版，第291頁。
[20]劉運豐：《魯迅佚文選集》（上冊），群言出書社2001年版，第294頁。
[21]魯迅：《五論文人相輕一明術》，《魯迅選集》（第六卷），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396頁。
[22]拜見林賢治：《人世魯迅》，安徽教導出書社2004年版，第223頁；林非、劉再復：《魯迅傳》，福建教導出書社2010年版，第128頁。
[23]魯迅：《魯迅日誌》（上冊），國民文學出書社1979年版，第27頁。
[24]錢玄同：《錢玄同日誌》（上冊），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版，第336—337頁。
（轉錄發載自“西川風”微信大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