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進職文學研討所是在1999年6月29日。那天是禮拜二，文學所的返所日。上午，我離開中國社會迷信院，先到院人事局打點了最后一道進職手續，然后到文學所比擬文學研討室往見室主任周發源教員。那時，比擬室并不在院部年夜樓七層，而是在八層的821室。周教員領著我到文學所人事處打了召喚，見了黨委書記包明德師長教師和其他研討室的幾位教員，回到比擬室，又和李聃教員一路為我整理了一張辦公桌，給了我一把研討室的鑰匙。我在文學所二十一年的任務，就那樣開端了。時間荏苒，年光光陰易逝，此刻，二十四年曾經曩昔，我從文學所退休也曾經是第三個年初。
進職文學研討所，是我個人工作生活中最對的的選擇。不外，求職經過歷程波折漫長，有幾分戲劇顏色，進比擬文學室有幾分偶爾。
我是作為留學回國職員（所謂“海回”）被文學所引進的。1994年2月往japan(日本)留學之前，我在中國作家協會部屬的中國古家教代文學館任務了近七年，1992年就評上了副研討員。出國留學之后，文學館保存著我的公職，並且錄用我為研討室副主任（主任是吳福輝師長教師）。那是盼望我回國后持續在文學館任務。我很感激會議室出租那時的副館長舒乙師長教師對我的看護與信賴，但為了工作上有更年夜的成長，我仍是決議換個任務單元。留學回國之前，我聯絡接觸了北京年夜學比擬文學研討所和中國社會迷信院文學研討所。北年夜博士后活動站1998年1月底就給了我一個博士后目標，可是，衡量之后，我決議仍是進文學所。進文學所可以省略博士后這個環節，直接就職，更主要的是，文學所合適我潛心學術研討的個人工作計劃。國度最高文學研討機構，名家云集，學術積聚豐富；不消授課，不消坐班，時光不受拘束。——如許的任務單元，除了文學研討所哪里還有？並且，文學一切樊駿教員在！
樊駿教員是中國古代文學研討的名家，由於努力于學科扶植而被稱作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守護神”。上個世紀八十年月中期，我在北年夜中文系讀碩的時辰，就開端俯視他。榮幸的是，1987年我碩士結業之后到中國古代文學館任務，1990年開端介入編纂《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與樊駿教員瞭解，獲得他的指教與扶攜提拔，偶然被他敲打，有時他還會和我惡作劇。那時辰，樊駿教員和文學館館長楊犁師長教師一路擔負《叢刊》主編。對于我出國留學，樊駿教員原來就不認為然。我往東京一年之后，1995年3月下旬，他應伊藤虎丸師長教師之邀拜訪東京，住在吉利寺的東急飯店，我往看他，他說我應盡早回國持續本身的研討。所以，1998年8月中旬，博士論文經由過程辯論、等候傳授會做最后審查的時辰，我便給他寫了一封信，盼望進文學研討所。信寄到北京的時辰他正在新疆餐與加入瑜伽教室考核運動（他是全國政協委員），他回到共享空間北京看到我的信，匆忙回應版主，讓我與李葆琰教員聯絡接觸，進古代文學研討室。那時，李葆琰教員是古代文學研討室主任。我當即給李教員寫了信。
自認為回國就可以到文學所下班，我1998年10月27日拿到博士學位證書，11月8日就回到了北京。剩余半年多的簽證，可以再領一年半的文部省進修嘉獎費，都扔失落了。伴侶們說我是“閃電回國”。可是，回到北京才了解，文學所因所長換屆棄捐了某些工作，引進人才環節又多，我的任務并未落實。怎么辦呢？ 只好在家等候。等了四個多月，1999年3月18日，李葆琰教員終于告訴我任務落實了，讓我預備課題請求文學所的科研經費。又等了近兩周，3月30日，李教員突然告訴我，說是由於人事情動，古代文學研討室不克不及採取我！
驚詫并且茫然。那時辰我才認識到，本身出國近五年，曾經忘了國際人事軌制的繁瑣與人際關系的復雜。固然是“海回”，但人事檔案、薪水關系尚在中國作家協會，僅僅是走人事法式，就會讓人焦頭爛額。樊駿教員年高德劭，但并無行政權利，我對他提出進文學所的請求其實是有些莽撞了。文學所是誰想進就能進的？
進文學所的夢幻滅，北慷慨面的博士后目標也早已廢棄。無法，我決議往通俗高校教書，并開端聯絡接觸。李葆琰教員勸止了我，說：“仍是進文學所。樊駿交接的工作，我必定要辦妥！ 進不了古代室，就進比擬室。我往找所引導和周發源。”就如許，又等了三個月，我得以到社科院報到，進了比擬文學研討室。
進古代文學研討室受挫，那時我感到是個喜劇。可是，進了比擬文學研討室，我才了解那是笑劇，是命運的眷顧。由於阿誰小曲折，我與多位先輩之間有了深刻的相互清楚，在文學研討所取得了最合適本身的地位，明白了本身的研討標的目的。后來的很多美妙相遇，都是以阿誰曲折為出發點的。
李葆琰與周發源兩位教員長我一輩，與我素昧生平，那種忘我的輔助（應該說是“救助”）一方面是扶攜提拔后進，一方面也是為了加大力度文學所的科研氣力——他們輕信了幾位教員對我的禮儀性、激勵性評價，誤認為我真是什么人才。李教員身體高峻，儒雅、溫順，卻又心性純潔、準繩性強。為了我的進職，他甚至要“以黨員的名義”給社科院引導寫陳述。周發源教員為了接受我異樣是養精蓄銳。1999年4月14日我才第一次與他會晤，那天他在北京說話年夜學閉會，是李教員先容我往找他的。我在漫長的等候中疑慮重重，有一天對他抱怨，他讓我安心，甚至說：“假如不克不及把你調出去，這個室主任我就不妥了！”后來他告知我，李教員把我推舉給他之后，他曾給多位教員打德律風清楚情形，并給我講起1978年他報考社科院研討生（他是人們常說的社科院“黃埔一期”）復試的故事。1978年仍是通訊、路況未便的年月，他遠在黑龍江，接到復試告訴很晚，似乎又誤了火車，趕到北京時復試時光已過，復試曾經停止。可是，文學所的引導和教員例外設定他零丁復試，給了他讀研的機遇，因此他后來才幹留在文學所。我感到，他熱忱地輔助我，也與他已經獲得文學所先輩引導和教員的輔助有關。那是一種善與愛心的傳遞。我后來以“能幫人處且幫人”為處世準繩，緣由之一就是遭到了周教員復試故事的傳染感動。李教員和周教員終極可以或許把我調進文學所，與文學所引導的支撐密不成分。我進職文學所前后，包明德師長教師是書記，楊義教員是所長，兩位都是知輕重、敢擔任、胸襟坦蕩的引導。移交人事檔案之后，包書記對我說：“保存你在文學館的職稱，仍是副研討員。”是以我后來的各類晉級才幹跟上節拍。大要是2003年，文學所第一次停止科研補助分級的時辰，給我定的級別偏低。還沒等我提看法，包書記就到下級主管部分為我另要了一個目標，給我定了適當的級別。那時的室主任葉舒憲告知我此事，我很欣喜。包書記是評論家、詩人、引導，但從不搭架子，對所里的很多男士（包含我）常以“老弟”相當。楊義教員我早就熟悉，等候進職時代我給他打德律風，他給了我撫慰與教導。我進職后的第二個返所日即7月6日，他領我到樓下的抽煙室，抽著煙（他的煙癮太年夜了）與我談了四十多分鐘。他談文學所的情形，談把文學所建成一流研討機構、推進學術研討國際化的巨大構思，并對我說“該為你爭奪的我會自動為你爭奪”。那時辰他剛當所長不到一年。后來我發明，他的為人和他的學術研討一樣，很有包涵性，真正的“有容乃年夜”。
二十多年曩昔，此刻，李葆琰教員和周發源教員都已不在人世。我最后一次見到李教員大要是在2010年頭夏，那時辰他曾經退休多年。那天，他來院部醫務室取藥，我在后院的路上碰到他。聊了一會兒，他突然問：“現在我費那么鼎力氣把你調出去，此刻社科院這么窮，你沒有后悔吧？ 不會怪我吧？”我有些受驚，忙說：“怎么會？沒有比文學所更合適我的單元！”他欣喜地一笑，說“那就好”，回身漸漸地走了。那時他曾經生病，常日以泅水作為體育錘煉。2012年8月7日上午，我在京郊餐與加入一個課題論證會的時辰，獲得了李教員病逝的新聞。心境無法安靜，便分開會場，站在樓梯間，對著李教員家的標的目的，合掌禱告，為李教員送行。周發源教員往世比李教員早五年多。我進職不久周教員就退休了，最后一次見到他是2006年5月23日在同仁病院，那時他正生病住院。昔時玄月我就往東京訪學了。翌年春節，初四（2007年2月 21日）那天我從東京給他打德律風賀年，聊了許久，他說他的病治欠好了。5月14日，老婆從北京給我打德律風，告知我周教員已在兩天前往世。德律風里說起周教員的仁慈、仗義，我非常難熬。身在國外，連他的葬禮也無法餐與加入。
進職文學所的時辰，周教員對我說：“你留學那么多年，懂日語，比擬室更合適你。你一開端就該聯絡接觸比擬室！”他說得太對了。從學術周遭的狀況、專門研究成長兩個方面來說，都是這般。我進職前后，比擬室尚未縮編（有十二個編制），處于壯盛期，多名退職職員各有本身的專門研究標的目的，學術生態豐盛、多元。周教員研討中外文學關系、海內漢學，也是蘇珊·朗格名著《感情與情勢》的譯者之一，陳圣生教員研討古代詩學，且曾介入翻譯韋勒克、沃倫的名著《文學實際》，李聃教員研討蘇俄文學，程廣林（程麻）教員研討以魯迅為中間的中日文明交通和今世japan(日本)的中國粹，孫歌研討japan(日本)思惟史、japan(日本)文學，陳燕谷研討文藝實際和美國右翼思惟文明，曹衛東研討哈貝馬斯，葉舒憲研討文明人類學，均為各自研討範疇的名家。置身于阿誰學術群體，視野會變得非常坦蕩。我進職的時辰，周教員正做一個神話學方面的課題，讓我輔助收拾japan(日本)方面的材料。我開端瀏覽伊藤清司等學者的相干著作，立即進進了一個新的常識範疇。對于我來說，置身比擬室，更主要的是對本身的常識構造、研討標的目的有了更明白的熟悉，了解本身應該努力于研討古代中日關系中的汗青、文明、文學諸題目。后來，《“公民作家”的態度——中日古代文學關系研討》和《“同文”的古代轉換——日語借詞中的思惟與文學》兩部專著的撰寫，都與“比擬文學”的自發有關。即便是在魯迅研討方面，我也是將魯迅與japan(日本)的多重關系作為重點之一。
進職一年多，2000年10月28日我再次赴日。是為了更多地清楚japan(日本)，也是為了再回一次國——留學回國回得不美麗，想從頭回一次。再次赴日逗留了十九個月，深刻了japan(日本)社會，彙集了大批材料，結識了多品種型的常識分子。並且，那時代與正在東京年夜學留學的林少陽兄瞭解，成為一面之交。以結識少陽為契機，japan(日本)思惟史研討大師子安宣邦、古代文學研討大師小森陽一進進了我的學術範疇，我的常識空間進一個步驟擴展。
在比擬文學研討室，年長的程廣林教員、年青的孫歌與更年青的我，現實上組成了japan(日本)研討梯隊。進職第一天，程教員就與我談起中日學術交通題目。那時他曾經開端翻譯竹內實文集，并預備寫竹內實列傳——竹內實是今世japan(日本)的中國題目研討大師。程教員的中日文學關系研討起步很早，1990年之前就出書了《魯迅留學japan(日本)史》《溝通與更換新的資料——魯迅與japan(日本)文學關系發微》等主要著作。在文學研討所，比擬室的成員之外，今世文學研討室的李兆忠兄、古代文學研討室的趙京華兄，在japan(日本)社會、汗青、思惟、文明的研討方面，都獲得了多種高東西的品質的結果。文學研討所的japan(日本)研討影響普遍，屢次引領學術界的話題。很幸運，我可以或許成為這個研討團隊中的一員，并且與京華兄一路促進了多項中日學術交通運動與一起配合研討。
文學研討所的每個研討室都湊集著高程度的研討者，是以，分歧專門研究研討者之間的交通也頗具學術生孩子性。在這方面，我很是感激現代文學研討室的楊鐮師長教師——他生前我是一向以“老楊”相當的。2016年3月31日老楊因車禍在北疆離世，距今已近七年。2006年8月，我第一次餐與加入他的綠洲文明考核隊往新疆，從此進進了一個神奇的世界。從2006年8月到2015年8月，十年間我十一次與他往聚會場地新疆調研，時光最長的一次在路上走了整整兩周。新疆之行翻開了我的視野，擴展了我的常識面，轉變了我的世界不雅、中國不雅、人生不雅。受老楊的領導和啟示，2010年我請求社科院重點課題“古代japan(日本)與西域文明”并獲批，開端追蹤關心年夜谷探險隊，翻譯野村榮三郎的《蒙古新疆觀光日誌》，研討古代japan(日本)探險家的西域漢詩。老楊常常往新疆，重要緣由是他在做社科院的嚴重課題“綠洲文明調研”。2011年年末課題結項，我幫他在電腦上填告終項表，他說要從項目經費中付出一千元報答給我。2012年2月28日上午，現代文學研討室為他舉行榮休歡迎會，午時在渝信艷陽樓設席接待他。現代室引導了解我與老楊的關系，歡迎會、午宴都邀我餐與加入。午宴開端之前，老楊從包里拿出一塊玉給我，當真地說：“一千塊錢你也不在乎，沒有什么用。給你塊玉吧，留個念想。”那是一塊純粹的和田玉，籽料，三色，雕工高深，非常可貴。並且，玉上雕鏤的“鐘馗嫁妹”故事是表達友誼的。老楊往世之后，每當看到那塊玉，我就想起他那句“留個念想”。也許那時他不應那樣說。此刻，斯人已逝，那塊玉真的成了“念想”。
進職文學所的時辰，我曾經三十九歲，人到中年了。沾恩于各類美妙的相遇，沾恩于文學所的學術周遭的狀況，我中年之后還有多方面的生長。這其實是一件榮幸的事。感激文學所，且以文學所為榮。永遠。
2023年2月21日寫于冷蟬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