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已經用“新京派”這個概念來梳理過今世文學的一種形狀的變更。那時辰就把孫犁列進此中，緣由是他的作品有著厚重的學問和靜謐的意象，于風俗和別史中覓得靈思，辭章偶帶唐宋文的遺風，又闊別說教之氣。這些與京派的尋求略有類似之處。而20世紀80年月后汪曾祺、張中行等人的復出，也能看到相似陳跡，所以放在一路來會商彼時涌現的新風，可以發明文學不雅念的某些變更。
所謂新京派，不外20世紀80年月后文壇對于京派寫作的新的照應而發生的新的常識群落，很多人都是從平易近國過去者，像汪曾祺、張中行延續了青年時期的文氣，文章背后有著“苦雨齋”的陳跡。有的也是從右翼作家直達變過去的，好比端木蕻良、嚴文井、舒蕪等。學界的季羨林、啟功、周汝昌、王世襄也屬于新京派的一員。更年青的一代有李長聲、止庵、靳飛等，在精力尋求與唸書興趣上，似乎有附近的特點。但后來在詳細的瀏覽中發明，將孫犁放到新京派的譜系里，似乎存在題目。依照孫犁的見解，本身不屬于任何門戶，而批駁界的譜系劃分如此，不外空口說。在《答吳泰昌問》一文中，他說道：
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以某一小我構成一個門戶的史實很少。即便像李白、杜甫，那樣名垂千古的高文家，在那時也沒有門戶之說。唐詩無門戶，而名家輩出，作風多樣，詩壇繁華。散文方面，唐宋八家，也是各自為戰，未立門墻。“五四”以后，魯迅師長教師及其他幾位高文家，在文壇上，都是星斗懸空，風行一代，也沒有傳聞哪一個曾有門戶發生。①
孫犁在此誇大的是寫作的特性的主要，將寫風格格加以格局化熟悉，大要存在題目。而他的精力狀況，與各個時代的潮水都有間隔，內涵的世界與汪曾祺、張中行是分歧的。從大批的談吐與小說文本看，他對于周作人與“苦雨齋”的傳統是堅持警戒狀況的，這既遭到魯迅的影響，也是多年經歷的總結使然。曾有的戰鬥經過的事況，養成了獨思的特性，孫犁自己不圖虛名，對于象牙塔只要清楚之愿，而無進進之心。
20世紀70年月末80年月初，思惟束縛活動也催出新的文學思潮，那重要是本位主義和不受拘束主義。人們討厭虛偽的泛品德主義，天然也怠慢了古代史的另一遺產。孫犁在這個時代，墮入尋思，固然常識界的反思不有意義，但本身要做的任務，不在他們的世界里。他那時辰寫了很多關于“文革”記憶的作品，但并沒有急于跑到域外的思惟中，而是苦苦從反動史外部發明題目，這種狀況使他與前鋒派有著很年夜分歧，心情也別于復出的京派作家。他對于劉再復的人性主義文學不雅，并不都茍同，劉紹棠那樣急于創立門戶的沖動，在他看來年夜可不用。卻是對于魯迅、蕭紅如許的作家，一向抱有敬意。多年間，他既不在右翼潮水的焦點，也非書齋中人，楊聯芬說他是“反動文學中的‘多余人’”，不是沒有事理。
當有小樹屋人將他的作品回于“荷花淀派”時，孫犁武斷地否認了。他不以為本身有什么家數，影響無限。在複雜的世界上，本身就是本身，也與很多熱烈的門戶是毫有關系的。並且在今世作家中，更留意那些來自山野的青年人，認為堅持了鮮活的性命感到，并無都會里的雅士那么悠然。作家者也，假如從田間跑到名流的世界，銳氣就消散了。京派中人的濃濃文氣，在孫犁眼中并不都好。那些足上沾著土壤的詩人和小說家，他認為與本身是近的。
二
新京派堅持對于書齋式氣的敬意，并非沒有事理，多年的反動，文壇曾經太枯瘦了。他們最年夜的感觸感染，是文學要寧靜一些，超功利的審美也未嘗不成。汪曾祺、張中行都在借用“苦雨齋”的資本，拓展出各自的新路。20世紀80年月以后，新京派的呈現，以非豪情的儒風取代“文革”遺緒，乃常識界的一種自愿選擇。這些作家在辭章上都有古風，思惟在六朝與古希臘式的舊跡里，與以往粗鄙粗陋的文學書寫比，是頗有些厚實、博雅之意的。
像汪曾祺的呈現，固然難免帶著白色文學的影子，但仍是在垂垂脫色之中，內裡延續了沈從文的遺風，又夾帶了諸多周作人式的興趣。嚴家炎在《中國古代小說門戶史》以為汪曾祺屬于京派作家②，這垂垂被很多人所承認。郜元寶在《汪曾祺的兩個年月及其他》中就以為，他“‘尋求’的標的目的與周作人就有很多相通之處”③，言外也是誇大他與京派的關系。那時辰活潑的作者良多，張中行的散文寫作也非分特別惹人留意，他實在也繼續了京派的某些筆意。止庵在談及張中行的寫作時，確定了其文章的深切性會議室出租和奇特性：
無論若何張中行是本世紀八九十年月中國散文的一個重頭戲，我感到他最年夜的也是最奇特的進獻仍是在他筆下再現了一種就其全體而言曾經不復存在的文明氣氛，此中無論是人，是事，既是活生生的，又是意味深長的。在這一點上，與他平輩的人固然也寫過一些，可是就減色得多，緣由之一恰是張中行是懷人憶舊而不限于懷人憶舊，他有他的事理的底蘊。④
止庵是研討京派的學者和作家，他當然了解張中行的價值在于恢復了“苦雨齋”的某些傳統。在會商周作人時，曾經留意到兩代人的師承關系，只是對于這種師承存有必定保存見解罷了。實在張中行不只僅暗襲舊京派的筆意，他對于王國維、胡適的思惟也是頗多研討的。那些心得使他謝絕俄蘇文學傳統，也排擠右翼文明活動。他在20世紀八九十年月的寫作，實在是把非右翼的資本作為主要參照的。
對于孫犁來說，這種思潮是汗青必定，但也不用急于答覆新的挑釁，他本身就從右翼文明的得掉中，看出不受拘束主義的正與反兩面。文學當然是人學，但將人性主義懸空化，也會走向認知的背面。孫犁是討厭晚清以來的非功利主義，在《買〈王國維遺書〉記》一文，批駁王氏走進認知的逝世地，與實際是隔閡的。周作人的氣息，在他眼里難免名流意味多，固然本身的唸書興趣與他有穿插的處所，但更愛好魯迅的傳統而非周作人的傳統。在給賈平凹散文寫序的時辰，趁便言及對周作人的印象，評價并不高。他寫道：
“五四”以后，周作人的散文，號稱閑適，實在是不盡然的。他這種閑適，曾經與魏晉南北朝的閑適分歧。很難想象，一個能寫閑適文章的人，在現實舉動上，又能同心專心情愿地往和進侵的仇敵一起配合，甚至與仇敵們周旋。他的閑適超脫，是虛假的。是以，在他早期的散文里，就呈現了那些無聊的、煩瑣的，甚至猥褻剽竊的工具。他的這些散文，就情操來說，既不克不及追蹤張岱，也不克不及看背沈復，甚至比袁枚、李漁還要差一些吧。⑤
而在另一文中，他如許評價沈從文：
還有沈從文，他自有其位置，近有人說話稱，魯迅之后，就是沈了。尊師天然可以，也不克不及掉臂現實。矯枉過正，且有門戶之嫌。還有人想把我與沈掛鉤，因其實沒有淵源，未便高攀，已往信否定。⑥
顯然，對于京派傳統，他是冷漠的，至于新京派的諸人的寫作，留意的未幾，除與宗璞有些互動，對于汪曾祺有些印象外，余者都知之甚少。新京派的風頭是以闊別政治而博得眾人喜愛的，那成果是由邊沿走向文壇的刺眼處，而孫犁是自愿邊沿化，以遠世的立場唸書、讀人。概況看與前者頗為接近，實則心緒與興趣是有此外。我們在他那里可以發明，其筆下的生涯，無一不與政治有關家教，他在闊別政治的處所再現了政治對于日常生涯的各類影響。細讀《書衣文錄》《蕓齋小說》《曲終集》，便會覺得他在本質上并沒有新京派的審美的靜不雅，而是帶著憂患與孤寂，獨步野徑，荒涼與草地都立足過，成果是冷也經得，熱也忍得，不論走得多遠，心中的根是沒有變動位置過的。
三
固然離北京不遠，孫犁很少到古都往，他的特性不愛好熱烈。新京派作家愛好孫犁者良多，汪曾祺就試圖把孫犁小說改成片子腳本，說了很多贊佩的話。汪曾祺的作品有濃重的人世炊火氣，有時辰是飛舞在凡俗之上，帶一點仙氣。端木蕻良暮年不再落筆于血與火的地盤，而是從現代遺產里尋覓興趣。舒蕪的漫筆重要集中于書齋興趣，是帶有古風的古代辭章。與這些變更的作家比，孫犁寫的多是反動外部的題目，再現反動者的困窘與堅韌，土壤意味更為濃重。凸起的代表是那本《蕓齋小說》，在審美與思惟方面，都闊別名流氣和士年夜夫氣，構成喃喃自語的格局。
好比對于抗日生涯與“文革”記憶的描述，論述筆調又不都是閑適的低吟，有年夜的憂患于斯。《蕓齋小說》固然曾經分歧于《白洋淀紀事》，但卻沒有綿軟的放松感，在嚴重、難過之中，不掉舊有的本質，魯迅的遺風卻是更為濃郁了。與汪曾祺、張中行自發地疏遠反動話題的選擇分歧，孫犁是要在反動經過的事況里尋覓本身何故由純但是走向暗地，又由暗地出離逝世滅的。這個經過歷程，他沒有像王蒙那樣從各類外來資本中重組審美之圖，而是回到寫實的途徑，在筆記體里，重整自我經歷。也沒有如林斤瀾那樣鑒戒卡夫卡的古代主義審好心識超出本身，仍然像抗戰時代那樣，從生涯里再現、詰問、提純。但不是回避什么，內裡按著生涯邏輯而演示人情冷暖，若無其事里，顯露出人間萬象。他對于劉紹棠式的醉心運河兩岸的世外桃源的寫作是不認為然的，觀賞的是賈平凹、鐵凝式的村落寫真，莫言晚期小說微茫的期冀感，也是被承認的。他不是沉醉于文人氣中，重視的是對于人世本質的體驗。說話假如沒有顛末郊野間的風雨洗澡過，就會沉進儒生的老氣中。他對于此，顯得異常甦醒。
孫犁在寂寞中構成了特別的體裁，《蕓齋小說》每篇結語年夜有太史公之風，滄桑的語氣道誕生活玄機。在理性的畫面后，附以精妙之言，也可說俳句的一種，只是更為繁復化了。這些作品對于生平所歷，不回避，非粉飾，意蘊也是反邏輯的，日子的痛楚、荒謬，都非風行的概念所能涵蓋。《宴會》由宴飲之事，引出黨史一個舊案，托派題目，同路人題目，暗含在細節中，巧筆之中，寫出歲月里難解的痛楚。《楊墨》寫出反動步隊中的另類，主人公固然所歷多苦，但不改藝術家興趣，沉溺墮落底層，仍然樂天，看出人生立場之特殊。《一個伴侶》的故事非常奇怪，主人公原來官至哈爾濱市委書記要職，卻愛好經商，由此被視為游手好閒，晉陞到下層。在反動的年月心系商賈之業，興趣與任務年夜相徑庭，也闡明了人道的八門五花。不外在孫犁記憶里，也有安于平庸的非凡之人。《葛覃》寫一個華北聯年夜文藝青年，后來落腳白洋淀。生涯雖不如意，卻甘于寂寞，持久在小學教書。并不顯山露珠，心靜如水的樣子，有草木般的本質。“他不是我們這個時期的蓬菖人，他是一名名副實在的兵士。”小說開頭寫道：
蕓齋主人云：人生于必定王國之中，情不自禁，乃托之于命運，成為千古難解之標題。圣人豪杰或能把握別人之命運，有時卻不克不及把握本身之命運。至于凡俗，更無論矣。趁波逐浪，兢兢以求其不沉落沒滅。古有隱逸一途，蓋更缺乏信矣。樵則依靠山林，牧則依靠水草，漁則依靠江湖，禪則依靠寺廟。人不克不及離開天然，亦即不克不及離開必定。小我之命運，必與國度、平易近族相干聯，以國度之榮為榮，以社會之安為安。發明不息，克失職責，求得命運之有始有終。葛覃所行，近斯旨矣。⑦
這些作品，都非黨史里可尋覓，它們不只被史家所漏掉，也被書齋里的文人疏忽了。20世紀五六十年月的反動藝術瑜伽場地找不到相似的書寫，新京派小說簡直也難見如許的題材。他實在是在處置80年月以來很多作家不太愿意處置的汗青記憶，認為反動步隊外部的經歷，并非沒有可重寫之處，風行的審美理念，對于本身這代人的表達過于深刻了。他以真正的的感觸感染，發明了陽光下的岔路、夜幕里的螢火，私家空間若何交織于國度命運里，表示得楚楚動聽。也由於此，他為文壇留下了一份極為可貴的汗青證詞。
四
新京派的很多作家的常識佈景闊別俄蘇文學，哲學方面觀賞羅素的不受拘束主義和古希臘精力，審美則由古代主義轉向六朝的沖淡之氣。張中行的猜忌主義，宗璞的儒家認識，還有止庵的古代主義興趣，都在闊別白色文學的遺址，自立異的途徑。但孫犁并不誇耀學問，他對于西學有很多盲點，可說那寫作是本乎知己，尊乎感觸感染，深信在生涯里掌握的其實的主要。他從不附庸大雅，而記憶猶新戰鬥時期的野味唸書，後人的聰明與己身的體驗雜糅在一路，遂有了一種精力的晉陞。暮年的孫犁在退守里堅持了感知與表達的真正的，在活的人世捕獲到了思惟的光澤，與一些風行的審雅觀念比，是涵泳著諸多生涯要義的。
回想本身的寫作與唸書生活時，孫犁說：“余年少，從文學見人生，青年從人生見文學。”⑧這道出他狀況的變更，而言及暮年寫作，便有些猶豫，感到文學與人生都匯于茫然之中，化為一種蒼然之意了。在分歧時代，作者的文字表達方法略有分歧，急徐之間，風云離合，裂縫間有熱流涌來。20世紀四五十年月熱衷于小說寫作，70年月后愛好唸書札記和散文，翰墨突然有變，六生氣滲透字里行間。他的書話之好，連很多學者都嘆服不已，由於有創作的基礎，行文里也由世風顯露出人心。我們看阿英、唐弢、黃裳的書話，多就書本到書本，是專門家的表達，有不少常識的梳理。但孫犁的談書，比他們多了一些維度，帶出心坎的悲欣，自我的抽像也含在作品深處。他唸書的文字，實在也是讀人，文字中有小說家筆意。由此聯想起魯迅，為什么比周作人的文字好，由於沒有匠氣，含著豐沛的氣韻，那是小說家的感觸感染與思惟的交錯，文字是帶著溫度的。孫犁寫書話，與魯迅有些類似，不滯于一點，往來今昔，見物見人，暗含諸多性命頓悟。我們看小說家的筆記，總要比學者多一些什么，汪曾祺、阿城都氣韻活潑，片言寸語，散出不少學者沒有的見識。
在延安時代，孫犁的文字開端成熟，與那時其他一些作家分歧，他寫作時，忠誠于心坎的第一感觸感染，不太往注釋內在的不雅念。有時辰文字中有本身的影子，又不抱殘守缺，心貼在年夜地上。在重視文學的宣揚效能的時辰，他不忘魯迅的話，“求內在的事務的充分與技能的上達”⑨，性命感到是深切的。這一點，他與蕭紅的創作有著不雅念的類似性，于豐盛的內覺中再現生涯，而非從不雅念動身。思惟與愛憎，融在詳細的細節與畫面里，沒有晚期右翼作家的右派老練病。
孫犁的文字好，在于閱人深而俗念淺。《白洋淀紀事》里，描寫了抗日的艱難生涯，處處寫出人道的美。尤其對于男子的勾勒，寥寥幾筆，形狀已出。《鐘》寫淪進魔爪的慧秀與年夜秋的愛，交錯在抗日的情節里，處處是人道之光。而《荷花淀》水生與老婆的故事，乃水鄉的一曲笛聲，閱之余音裊裊。20世紀40年月的常識界，嚮往古代主義者甚多，孫犁卻在冀中平原，于白洋淀中，發明了地盤里的詩。那時辰京派文人的雅化尋求，是懸在常識興趣下面飄然的醉意，海派卻是放蕩感到，倒是貼在都會水泥墻上的綠葉，有的很快就干癟了。但孫犁的寫作，是野草與河道中的清風，擦過蔥郁的田野，帶出花卉的氣味。人的未被淨化的心緒，個別命運的苦樂，與平易近族束縛的命運交錯在一路，顯出彌漫著性命力的美來。
細讀他分歧時代的作品，筆鋒雖有變更，但純然之氣不掉。他暮年寫鄉里舊聞，文筆日趨老到，士年夜夫的銹色是沒有的。與趙樹理比，孫犁的適意多于寫實，這年夜約攝取了古詩詞的意境，但又剔往了文人腔，詞語是有生涯的質感的。他暮年的《書衣文錄》《曲終集》堅持了小說家的靈敏，而文氣也不竭發展起來。假如說其戰鬥時代的寫作，以天然為師的處所多，后來則雜取各種，以前人為師，真的就買通古今了。看他平生的文字，每個時代都有亮點，暮年的書話，尤見功底。他讀史，讀出土文獻，常有奇思，給他靈感的多是別史一類的冊本，在《我的史部書》中，他說：
中國的史乘，筆記小說，成了我這一時代的重要讀物。先是讀一些與文學史有關的，如《武林往事》《東京夢華錄》《夢粱錄》《西湖游覽志》等書，進一個步驟讀名為地輿書而實為文學名著的：《水經注》《洛陽伽藍記》。由綱要性的汗青書，如《稽古錄》《綱鑒易知錄》，進而讀《資治通鑒》《十六國年齡》《十國年齡》等。⑩
古書讀多了，文風也垂垂變更，不外，他沒有被老式辭章沉沒，眼光水普通洗往了古書里的塵埃。小說說話轉為筆記作風，行文堅持了鄉野的性靈。談汗青，講掌故，知人論世，秉筆挺書，並且是利益說好，害處說壞。他在司馬遷那里看到世風與文章之關系，于韓愈、柳宗元處體察儒風之別，以新文學不雅透視舊文藝，用“五四”認識重審遠古的舊文，有意中留下不少真言。好比《買〈世說新語〉記》就說：
我讀這部書，是既把它當做小說，又把它當做汗青的。以之為史，則事務可托，詳細而微，可發幽思，可作鑒戒。以之為文，則情節動聽，展敘有致；冷泉晨露，使人甦醒。尤其是劉孝標的注，單讀是史無疑，和註釋一共同，則又是文學作品。這就是魯迅所說的“映帶”，高似孫說的“有不言之妙”。這部書所記的是人，是事，是言，而以記言為主。事出于人，言出于事，情形融合，說話生色，是這部書的特點。這真是一部文學高深之作，說話藝術之寶躲。⑪
只要文章家，才會有如許的感嘆，體悟與表達都耐人尋味。他本身的作品，何嘗不是尋求如許的境界？細讀其書話，以短句為多，又會把持語氣，升沉變更中雜思迭出。他的最年夜特色，不以強悍奪人，而是安于小，形弱而氣昂。小說這般，散文這般，書話亦這般。金梅在先容本身編的《孫犁書話》時說：
他的平生，是愛書、唸書的平生。文史哲經，農林畜牧，金石考古，書法美術，軼聞雜說，等等，凡與社會人生相干的一切，他無不普遍瀏覽，取精用宏。在他，瀏覽汗青和瀏覽實際，是一個雙向互補的經過歷程，以此，他在兩個方面都讀出了本身的看法。作為創作家，他的所有的瀏覽和書話寫作，又都趨于文學藝術紀律的掌握。其書話之作，有超脫幽遠的書卷氣，而無單調有趣的學究味，更無矯飾學問之嫌。⑫
研討孫犁，無妨對照一下《白洋淀紀事》和《孫犁書話》，看內裡的變與不變，和不變中的變。分歧題材，分歧體裁間，卻有著審美的分歧性。較之普通的愛書人，他的文字與後人的心氣是接近的，又能恰當拉開間隔，注視其間的冷熱。下筆自若，無潤飾之跡，卻顯出條理與跌蕩放誕之意。中年之后，文氣暗折，消沉與悲楚的句子，是深潛于苦海里的微波，但有時讀來，卻力拔山兮，有元氣的噴吐，心緒是遼遠的。暮年之文，有暮色而無老氣，有斷章而無斷骨，平庸里牽出浩茫情思，涓涓細流里，含光帶電，彌漫著精力的偉力。這正是魯迅遺風的另一種表達，他也終于堅持了風吹不倒、雨澆不塌的兵士本質。
五
新京派是一個松散的群落，作家、學者之間也并無圈子化。但他們接觸的人物和心慕的文章家，都有一點名流滋味，或許是人間怪傑。張中行愛好訪問名家，雖本身是冷士，但心坎有著神圣的象牙塔。周汝昌經常與文人雅聚，唱和于廊臺之間。李輝是文明運動積極組織者，很多白叟是以得以湊集，仿佛有一個年夜的沙龍。孫犁是孤單的，沒有京派人物如許的熱烈和擁護，他身邊有一些青年伴侶，彼此的來往，都很純潔。看他們的通訊，沒有什么套話，都是坦懷相待之言。他的性情有點孤介，在外人看來，接近起來并不不難。但讀到一些友人的回想錄，發明他是一個很可親的白叟，活著人情前，涇渭清楚。有時辰看似有點偏執，心坎實在有一盆火。不近道理的人有時最通道理，格式固然遭到影響，而思惟是深的。
研討孫犁的書，很多是他生前的小友所著。段華的《孫犁年譜》，宋曙光主編的“我與孫犁”叢書，作者都非文壇顯赫之人。昔時的小友，多曾經進進老年，所憶所感，在斑斕的畫面外，不乏滄桑之感。這些人都與孫犁有翰墨之交，有的是同事，有的為讀者，有的則是他的作品的編纂。比來出書的謝年夜光《孫犁教我當編纂》、肖回復《清風犁破三千紙》、宋曙光《憶先輩孫犁》、冉淮船《欣喜的回想》、衛建平易近《耕堂聞見集》，供給了熟悉師長教師的一手材料。一個作家分開人間20多年，還有這般多的人懷之、念之，闡明了有一種引力在，這引力穿過了時空，吸引了數代人。孫犁沒有汪曾祺那么悠然，也無張中行那樣哲思氣，但他的冷峻和憂郁里的悟性，成績了另一種作風的詩文，與同代人分歧的是，堅持了舊的本質。這種奇特性，在今世文學中并未幾見。
讀孫犁手札與他的一些小友的回想文字，舊影記憶猶新，感到師長教師是一面鏡子。對比它，便看出人道的深淺來。肖回復在20世紀90年月與孫犁通訊，所涉時風、創作、學問諸事，都語帶真意，所言所感，頗有古風。肖回復說他與柳宗元有幾分附近，是有些事理的。柳宗元比韓愈的心愛，是能從細處體味性命，不用矯揉造作，徒作空洞文章。而那時辰的文壇，充塞急躁之音，爭名于朝，漁利在市，現在思來，彼時顯赫的存在，多曾經灰飛煙滅，幾無蹤跡。卻是在文壇邊上的孫犁的片言只語，還被人記取。我在他與衛建平易近的通訊里，也看到心緒的浩茫之狀，他談汗青，言唸書，都是漠視角，又不以導師自居，在什么處所令人想起魯迅與青年來往的情況，真真是清風朗月普通。
我們說孫犁是一面鏡子，還由於對于任務的固執。他的小友回想《天津日報·文藝周刊》的汗青，可以或許覺得他的專心和聰明。孫犁辦報，有一股文氣，但又非新式京派副刊的名流氣息，而是活動著土壤氣的。他熟讀魯迅，也由此接觸別史筆記，偶也閱讀域外作品，便了解一個報人要保送什么，謝絕什么。既聚焦時期，又回看汗青，于是版面上常有任性之文、博雅之音。20世紀50年月，他就培植了一批新人，70年月末嚴懲文藝周刊時，謀劃選題，先容作者，都看出其不平常的目光。他對于新潮的工具有時辰不認為然，從謝年夜光、冉淮船等人的文字里，了解在文壇風雨中，一個真人的風骨。在功利主義泛濫的時代，文藝周刊堅持了一股寧靜之氣，實屬可貴。我感到對于80年月前后的報紙副刊，應做一點體系梳理，這時代，《天津日報》副刊的分量是不成疏忽的。
與孫犁一同從舊社會走來的一些作家，后來都只是定格在往歲的經緯中，不再提高了，但他的精力卻一向在發展。由於厭倦于單一思想，便疇前人那里遭到啟發，在古今中外的詩文里尋覓思惟之光。于舊書中浸泡久了，落筆也染有淒涼之氣，句子繁複，駁雜多趣，郁然有彩。辭章里的思惟的維度增多，也了解身邊風行的工具多為泡沫，不外是過眼煙云。他與小友們交通，坦言己身的感觸感染，不以人愛之而愛之，弗因世苦之而苦之。笑看滄海，自力灘頭，可謂是風雨難動的有定力的人。
由此，他也成了文壇少見的尋路者。但這尋路，不是追風，而是以退為進，性命哲學里有很多逆世的工具。好比辭章方面，同代人是以新為榮，而他則回到傳統的文脈里。六朝的短札，唐人的散論，宋人的筆記，都在筆端有所折射。得顏之推《顏氏家訓》之味，有白居易《與元九書》之音，陸龜蒙《野廟碑》式的小品和羅隱的《好漢之言》作風，也是有的。這些體裁有別，指向紛歧，雖不及周氏兄弟通透，而靈思燦然。前人氣脈，在他那里漸成新調，能適意，多素描，善群情，詞語在流轉中百態頓顯。此類本事，新文學家多已損失。采擷前人異彩的時辰，也剔往了士年夜夫氣，其短篇之作反而有了新穎的滋味。
《文心雕龍》說一小我的文章好，此中一個緣由是“神居胸臆”。這“神”當包含心機、神理、神情吧。它們有時散在別處，在靜默中方可得之。西洋人有一種修煉叫“神操”，乃晉陞自我心靈作業。普通是在省檢、默想、默不雅中停止。中國人多沒有宗教不雅，而像曹雪芹、魯迅等人的文字有幾分這類的神情，他們勘破俗界，由明見暗，精力是高遠的。細想一下，孫犁亦略帶此風，他在鬧熱熱烈繁華的人間，辟出一塊無聲的場地，讓飛動的思路起舞著。文字仿佛冬夜的微火，惹人到有光明的處所往。這是一個凡人不及的境界，年夜凡有此境界者，則物我兩忘，似乎是一箭遠逝，離離如星斗之行。我們追之而難及之，唯有體味、感歎罷了。
2023年11月7日改
注釋：
①孫犁：《答吳泰昌問》，載《耕堂散文（續編）》，海燕出書社，2017，第80頁。
②嚴家炎：《中國古代小說門戶史》，新星出書社，2021，第231頁。
③郜元寶：《汪曾祺的兩個年月及其他》，載《豈敢折斷舞蹈教室你想象力的同黨》，上海文藝出書社，2011，第85頁。
④止庵：《再談張中行》，載《六丑筆記》，西方出書社，2000，第45頁。
⑤孫犁：《賈平凹散文集序》，載《耕堂散文（續編）》，海燕出書社，2017，第105頁。
⑥⑧孫犁：《書衣文錄》，海燕出書社，2017，第232、42頁。
⑦孫犁：《蕓齋小說》，海燕出書社，2017，第79頁。
⑨魯迅：《文藝與反動》，載《魯迅選集》第4卷，2005，第84頁。
⑩⑪孫犁：《耕堂唸書記》，海燕出書社，2017，第313、157頁。
⑫金梅選編《孫犁書話》，北京出書社，1997，第2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