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浙江省桐鄉市檔案局（館）編纂的《茅盾珍檔手跡 手札》內，收錄了茅盾致趙清閣信札二十五通，此中兩通并未進集《茅盾選集》手札卷（第36至38卷），這可以看作是茅盾的“集外信札”。這兩通訊札分辨是1978年1月19日、缺年份的某年9月7日致趙清閣信札。聯合信札內在的事務和周邊的相干文獻，可以鑒定9月7日這通訊札的寫作時光為1977年。兩通訊札觸及1977至1978年茅盾的暮年生涯細節，以及他與那時文壇的親密互動關系。本文繚繞相干細節及周邊文獻對這兩通訊札停止釋讀，以便學界能進一個步驟清楚信札背后復雜的社會與汗青，和茅盾提出并誇大的“責無旁貸”的文學史、思惟史之特別意義。
要害詞：茅盾；致趙清閣信札；1978年1月19日；1977年9月7日；考釋
近讀浙江省桐鄉市檔案局（館）編纂的《茅盾珍檔手跡 手札》（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6月版），筆者看到茅盾致趙清閣手跡信札影印件合計二十五通，分辨是1944年一通（12月1日）、1975年六通（6月24日、7月7日、7月18日、7月23日、8月13日、12月5日）、1976年六通（1月11日、2月1日、2月17日、6月5日、8月6日、11月16日）、1977年五通（1月9日、4月29日、8月5日、11月5日、12月15日）、1978年一通（1月19日）、1979年一通（10月12日）、19個人空間80年三通（2月4日、9月11日、10月21日）、1981年一通（2月15日），和一通寫于9月7日的缺年份信札。查閱《茅盾選集》所收三卷手札（第36至38卷），除1978年1月19日和這通缺年份的9月7日信札外，手跡版茅盾致趙清閣信札悉數被選集收拾并收錄。對照上海藏書樓中國文明名人手稿館編纂的《塵封的記憶：茅盾友朋手札》[1]，它公布了茅盾致趙清閣信札十一通①，條件及的這兩通訊札并沒被公然收錄。從作家選集編輯的維度來看，這兩通訊札完整可以看作是茅盾的“集外信札”，那我們就從這兩通集外信札的考釋著手。
一
先看第一通訊札，茅盾的題名時光為“一月十九日”，收拾其內在的事務及文字如下：
清谷年夜姊：
往年十仲春廿七日手書遲復為歉。邇來不單文事忙，雜事亦忙。簡直不支。抱病而忙，非安康惡化，責無旁貸也。文聯及作協恢復之說，此間亦有之，惟詳細措施不清楚。黃鎮任文明部長已見報載，他又是中宣部副部長。想來你也早已了解。春節轉眼即至，預祝精力高興，身材安康！
沈雁冰 一月十九日[2]326
樊駿師長教師曾說：“任何一則資料都需求經由過程考據，才幹作為進史的事例、論證的根據。考據是辨別收拾任務中最為廣泛的方法和最為主要的環節。”[3]361-362 茅盾致趙清閣的這通訊札，我們試著停止訂正。信札內在的事務中說起的黃鎮這小我之任職，實在是我們切進懂得其寫作時光的“要害點”。既然茅盾說到黃鎮任文明部長的信息是由那時的報紙公布，想來所指報紙應包含《國民日報》在內。查《國民日報》，1977年11月20日就報道了黃鎮在美國離任回國的信息。此前，他擔負的是中華國民共和國駐美聯絡處主任[4]（私密空間相當于明天的中國駐美年夜使級別，那時中美兩國之間并沒有樹立真正的年夜使級交際關系）。同年12月17日，《國民日報》流露了黃鎮回國后擔負的新職務，恰是茅盾所說的中共中心宣揚部副部長和文明部部長。他是以新擔負的行政職務、陪伴時為國度副主席的李先念觀賞朝鮮繪畫展覽[5]的。12月30日，由中宣部組織召開的“征求對以後宣揚任務和擬于來歲召開的全國宣揚任務會議的看法”的文明界黨表裡人士座談會，茅盾就與黃鎮同在一路閉會。所以，從這個時光點來看，編纂者鑒定這通訊札的寫作時光為“一九七八年”，是有現實依據的。既然這是茅盾對趙清閣1977年12月27日來信的“回應版主”，那我們完整可以了解一下狀況趙清閣致茅盾的信札內在的事務，相干文字謄抄如下[1]147-148：
茅公旁邊：
華翰敬悉，近來常在報刊看到旁邊文事忙碌，想見本年安康惡化，為之欣喜。已屆冬令，聞南方降雪，江南無雪亦冷；幸陋室朝陽，不升爐火尚可御冷。誠所謂“因禍得福，焉知非福”！？（“四人幫”害得我居不安寧，幾回再三遷移，搶房風刮的我幾無居住之地，真是天知道。）固然新房沒有地板，草毯也能取熱。日前友報酬我室內攝影，俟印出或寄您觀賞。（傳聞北京水泥新公寓東西的品質較佳）
上海活動進進第三戰爭，“上影”乃凸起的重災區：創作干部幾百分之百被整為黑耳目物，莫不遭遇“打砸搶”。即便退休也不幸免。據比來檢舉，百余人中有十九條命案，不少人劫后殘生，整垮了身材。控告時個個悲憤填胸。既恨“四人幫”之毒辣，又感謝毛主席的洞察和華主席、黨中心的拯救。我已退休，未能餐與加入控告，但精力上經濟上的創傷，猶有余痛，是以不克不及置身事外（那時他們并不以我退休而“照料”），曾有所反應，一則為揭批“四人幫”危害文藝任務者的罪惡，二則盼望清查“抄家”的喪失（重要是字畫），盡管我明知沒什么用，比起有些同道，還算是好的。經由過程“文藝專政論”的批評，一些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開端在落實政策（包含逝世了的），當然還有不少作家和藝術家以及其創作，也會慢慢落實。正如日前《國民日報》提出的，落實作家和作品[的政策]將關系到今后文藝創作的繁華。（但還有待于流毒影響的清除耳）
聞此間繼“人年夜”、“政協”召開之后，“作協”、“文聯”等組織也要恢復，這是文藝界的喜信，是年夜好情勢。不外我雖忝為“全國作協”會員（于成立之始）及“上海文聯”委員，能夠也以退休故而免職。（我還不明白，能否任務退休等于寫作及一切文藝運動也“退休”？）蓋我又系毫無進獻之人。有感于此，近日捧讀冊頁高文，對謬贊之處頗覺汗顏！寫成七言九韻一首，以傾衷懷，錄呈教正。又曾繪就高文中個體詩句意境數幀小畫，拾贈一幀可作詩箋用，新年聊博一粲。敬祝
康樂
清谷 十仲春廿七日燈下
從茅盾回信文字中說起的“文聯及作協恢復之說”可看出，棲身在上海的趙清閣對于“文聯”和“作協”這兩年夜文藝集團機構的恢復之事甚為追蹤關心。此前的1977年4月22日，趙清閣就向茅盾探聽過文聯恢復的新聞，“不知‘文聯’今后能否恢復？倘得恢復，則我盼望還能進‘文聯’。”[1]140 茅盾對此有回應，他是如許回應版主的：“文聯能否再建，此間無人談起，我亦沒有問過。私衷認為曩昔文聯實亦沒有多年夜工作可作，此刻精簡機構，似乎不用重建了。畢竟若何，大要要到今年第四時末期開過五屆人年夜以后，中心方能就這些題目（包含工、青、婦的全國性中心一級機構）作出決議也。此刻北京似仍有文聯留守處（實在只一二人）附于原文明部宿舍，并無任務。”趙清閣在信札文字里說起了她對這一話題的關心，“‘作協’、‘文聯’等組織也要恢復，這是文藝界的喜信，是年夜好情勢。”[1]140 不外，她更擔心的是她此時的“處境”：盡管1970年黨組織和群眾為她“作了對的結論，沒有政治題目，由于世界不雅未被改革，束縛前后寫了些過錯作品，文藝思惟是存在題目的”[1]126 ，不成否定的是她仍然留下了小“尾巴”②。斟酌到那時京滬兩地郵政輸送絕對比擬通順，最快年夜約三天的時光就可收到郵寄信札，從復信的詳細時光（1978年1月19日）來看，茅盾簡直很遲才回應版主趙清閣，究竟收到信札長達約二十天之后他才回信，這闡明茅盾此時顯得有點“忙”，或許真如他信札中說起的“文事忙，雜事亦忙”。
值得留意的是，在這通回應版主趙清閣的信札里，茅盾對本身那時處境的描寫文字。他說起的“文事忙”“雜事忙”應是有所指的，一方面是他對文壇事的追蹤關心與介入，另一方面則是他不得不餐與加入相干的政治運動，和不竭接收來訪者的拜訪。能夠更為苦楚的，則是他還要不竭地復信。如許的復（回）信，重要表示在兩方面：一是友人來信的回應版主，一是關于魯迅研討的采訪與復信。這里，僅以1977年7月至1978年1月19日他餐與加入相干運動（包含政治運動、文事運動和社交運動等）及其文章寫作的相干情形停止統計：
1977年
7月4日：赴豐澤園列席由臧克家提議舉行的曹靖華、茅盾八十誕辰會餐會（茅盾為補壽）。
7月8日：作《向魯迅進修》（論文）。
7月24日：列席并掌管在京愛國人士座談會，慶賀黨的十屆三中全會成功召開。
7月29日：往八寶山家教反動公墓會堂列席周竹安悲悼會。
7月31日：列席中共中心、國務院和中心軍委召開的中國國民束縛軍建軍五十周年慶賀年夜會。
8月1日：列席在國民年夜禮堂宴會廳舉辦的慶賀中國國民束縛軍建軍五十周年隆重接待會。
8月4日：列席在八寶山反動公墓會堂舉辦的何其芳悲悼會。
8月12日：寫成《滿江紅·喝彩十一年夜成功召開》（舊體詩詞）。
8月26日：作《毛主席的文藝道路流芳千古》（評論）。
9月9日：列席留念毛主席去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留念堂落成儀式，當晚往首都體育館列席留念毛主席去世一周年文藝表演年夜會。
9月30日：列席國務院為慶賀中華國民共和國國慶接待會。
10月1日：往中猴子園列席國慶游園運動，并于當晚登天安門看焰火。
10月7日：作《魯迅研討高見》（論文）。
10月9日：為《半夜》的出書寫作新版后記《再來彌補幾句》。
10月22日：往東城禮士胡同五十四號，會面《國民文學》編纂部召開的短篇小說座談會全部與會代表，并頒發熱忱瀰漫的講話。
10月25日：會面由《國民文學》編纂部召開的短篇小說座談會全部代表，頒發即席講話（后收拾為《老兵的盼望》）。
11月12日：往中猴子園列席孫中山生日周年事念會，代表政協全國委員會議室出租會敬獻花圈。
11月21日：列席《國民日報》編纂部舉辦的批評“四人幫”文藝黑線座談會，作題為《貫徹雙百方針、砸碎精力桎梏》的講話。
12月1日：作《題高莽為我所畫像》（舊體詩）。
12月7日：往八寶山反動公墓，列席吳有訓悲悼會。
12月23日：列席中共中心宣揚部舉辦的宣揚文明界黨表裡人士座談會，并講話。
12月26日：列席國民年夜禮堂舉行的毛澤東生日八十周圍年事念文藝晚會。
12月27至29日：列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四屆七次擴展會議，并作年夜會講話。
12月28日：列席《國民文學》編纂部舉辦的批評“四人幫”文藝黑線座談會，并作題為《貫徹“雙百”方針，砸碎精力桎梏》的講話。
12月30日：作《駁倒“四人幫”在文藝創作上的謬論，并揭穿其罪行詭計》（評論）。
12月31日：列席《國民文學》編纂部在東城海運總參一所會堂舉辦的文學任務者座談會。
1978年
1月4日：作《關于中山艦事務》（雜論）。
1月8日：往八寶山反動公墓會堂，列席并掌管王葆真悲悼會。
1月15日：作《關于長篇汗青小說<李自成> 》（評論）③。
至于這一時段信札的寫作（包括復信），就加倍的多了。按後面說起的四種《茅盾年譜》、以及收錄在《茅盾選集》第38卷的信札來加以收拾，此時段（1977年7月至1978年1月間）茅盾所寫信札合計有九十五通之多（1977年7月十五通、8月十四通、9月十一通、10月十二通、11月十通、12月十七通，1978年1月十六通）④。茅盾生于1896年7月4日，1977年7月時他曾經整整八十一歲了。這對于已是高齡白叟的茅盾來說，寫信當然是一件很是苦的事，他也曾有埋怨：“此刻則精神確切不濟，寫封信長一點也會覺得費勁。”[6]133-134從1977年7月至1978年1月這長達半年的時光里，他的運動絕對來說顯得非常的頻仍。所以，他在給趙清閣的信札中提到的“責無旁貸”，無疑增加了學界對于暮年茅盾獨具的高尚抽像和奇特的人格魅力的懂得。1978年9月21日致臧克家的信札中，茅盾也吐露出本身的這種“保持”，“我是委曲支撐著列席各類會議的，其實難堪，不克不及不往”[6]293-294，表達的仍然是如許的“意思”。
從這個意義下去懂得1977年以來茅盾的文學運動、文藝評論與頻仍的手札寫作，可見出他作為新時代文學“預備期”的推進者腳色與價值。這里可從茅盾1977年6月至12月的五篇評論性質文章寫作停止窺測，它們分辨是《關于長篇汗青小說<李自成>的通訊》（《光亮日報》1977年6月25日）、《魯迅研討高見》（《國民日報》1977年10月19日）、《向魯迅進修》（《世界文學》第一期）、《老兵的盼望》（《國民文學》1977年第11期）和《貫徹“雙百”方針，砸碎精力桎梏》（《國民日報》1977年11月25日）。作為一名自命為文壇的“老兵”，茅盾一方面積極介入了那時對“四人幫”的揭穿和批評，適應了時期的政治潮水，一方面則施展著文藝“老兵”的熱度，為文壇的從頭建構略盡菲薄之力。不論是對姚雪垠長篇汗青小說《李自成》的特別推介，仍是積極提倡“雙百方針”，抑或是表達對魯迅研討的自我見解，他真正做到了所謂的“責無旁貸”。1977年8月10日致王昆侖信札中談及輔助胡絜青奔忙老舍平反之事時，茅盾再一次用到“責無旁貸”這個詞：“我等從旁推進，責無旁貸。”[6]179八十一歲高齡的一名文明白叟，在身材超負荷運轉的情形下，還能以如許的心態應對時期，是頗難堪得的，這應成為1977年這個特別年份里學界描寫諸如茅盾在內的老作家們的時期側影，更要懂得他所說的“抱病而忙，非安康惡化，責無旁貸也”的精力承載，那是在特定汗青周遭的狀況中自我加載的汗青義務與汗青擔負。
二
我們再把目光轉向“玄月七日”這通茅盾致趙清閣不斷定年份的信札。可以斷定的是，這一通訊札并沒有被收拾、收錄到《茅盾選集》（第36至38卷）內。北塔早先出書了《“信者”“信史”也：茅盾手札研討》（云南國民出書社，2021年5月版），也沒有留意到這通訊札。這里仍然根據手稿影印件先收拾其文字，詳細情形如下：
清谷年夜姊：
八月十七日信遲復為歉。
邇來雜事甚多，不速之客亦多，感到累了，腰痛也兼旬，醫謂無礙，則亦聽之罷了。北京秋山君兇猛，仍潮悶，昨起，遲早涼，有秋意。但白日出外，仍穿夏衣。
您謂《李自成》小說滯銷與我評價有關。實在否則。《光亮日報》看到滯銷，這才從雪垠處索不雅我前年和他的通訊，并請雪垠摘錄一部門頒發。這一天的《光亮日報》惹起留意，至今仍有向報社索此日之報者。以為我對此書評價太高，又以為此書第一卷勝似第二卷者，年夜有人在，有必定的代表性。當然，“金求足赤”，分歧辯證法；書責備美，恐也這般。假如了解雪垠讀過明末清初的官書，別史，筆記小說甚至方志之多，及其剖析史料，往偽存真之辛苦，並且他進修汗青唯心主義與辯證唯心主義之當真而確有所得，便會認可自來用汗青題材寫小說或腳本者都不及雪垠之當真不茍，何說其文筆也足以濟之，假如從這些方面想，則我之評價未必過高也。至謂第二卷不落第一卷，恐亦是皮相之談，此點說來太長，只好打住。
《李》書已決議拍片子，恐系連臺三部，片子腳本正在編寫中，預約下訂于開國卅年周年時完成第一部，那時《李》書第三卷也將于此時出書。全書共五卷，四百余萬字；第三卷初稿已得，將用一年多時光重複修正。來信謂《李》書據明史簡單之記錄而演為百萬字之長篇，蓋未知其所佔有之史料倍于明史李自成傳者蓋百千倍也。不是我傲慢，我在明史外，讀明、清之際私家著作亦不少，但雪垠所讀十倍于我。所以我知其寫作時的甘苦。
至于來信謂文字有堆砌處，固然有之；至謂情節繁瑣，則未必；劉宗敏等有粗話，恰是寫其性情之一面。凡此等等責備，不獨您有之，也有必定的代表性。盼望本百花怒放的精力，會商一番，亦無益事也。
匆此即頌 安康！
沈雁冰
玄月七日
新通信寫得不太明白，姑猜如封面。[2]395-399
這種缺年份的信札，第一個步驟要作的研討任務，當然是復原其真正的寫作時光。眾所周知，信札時光的不斷定性，會招致它的文獻價值年夜打扣頭。正如金宏宇指出的，“對于后代讀者來說，這些手札具有了史料價值，它也就成為了汗青的一部門。更確實地說是小我之史，或是作家的一種亞自傳。”[7]既然可以把信札晉陞到“小我之史”或“亞自傳”的高度上，準確性就成為信札作為文獻的最基礎內在。凌孟華曾追蹤關心到這通訊札，以為“此信不是普通的應付函件”，對相干文字停止過收拾，并根據信札內在的事務的“回應趙清閣謂《李自成》小說滯銷與茅盾評價有關”等，提出其寫作時光“應在1977年”[8]。回頭當真予以細看可看出，凌孟華關于其寫作時光的考據經過歷程仍是略顯簡略，至多從他所枚舉的那幾點作為論證時光的基本，并不克不及直接就能把信札的寫作時光指向“1977年”。鐘桂松亦留意到此信（也曾對信札內在的事務停止收拾），直接以“這是1977年茅盾寫給女作家趙清閣的一封信”[9]作為判定條件，對信札觸及的茅盾與趙清閣之間的來往做了注解，但至于為何把信札的寫作時光定在“一九七七年”，卻并沒有做出比擬細致簡直認（值得留意的是，鐘桂松的收拾文字有多處過錯，包含標點符號在內，筆者收拾本根據于信札影印件）。那么，茅盾致趙清閣的這通訊札在哪些處所流露了當時間，我們還得依信札內的細節文字來細讀與捕獲。上面幾處文字不克不及疏忽，這里分述如下：
第一處，當然是“預約下訂于開國卅年周年時完成第一部”片子《李自成》，這闡明信札的寫作時光應當在1979年10月以前。片子的拍攝任務究竟是需求破費很長的時光的，以那時攝制片子的現實才能來看，國度并不成能在短期內就能把片子《李自成》第一集攝制出來。第一次動議把小說《李自成》改編成片子，是在1962年10月：“1962年10月，姚雪垠從武漢來北京，住在中國青年出書社宿舍，修正《李自成》第一卷。北京片子制片廠（簡稱‘北影廠’）文學編纂葛琴等人到中國青年出書社探望姚雪垠，商談改編片子事宜。后出處于政治情勢的變更，北影廠將《李自成》搬上銀幕的打算只好擱淺。”[10]211 再一次動議將《李自成》拍成片子，則在“1975年夏秋之間”，斷定崔嵬為導演，姚雪垠有回想說起此事：“1976年春天，崔嵬來看我，磋商把《李自成》搬上銀幕。他在我家里，一談到高興處，就站了起來，揮舞著手勢，似乎是握著一把寶刀或一把年夜刀。說，‘我會騎馬，會耍刀，飾演過宋景詩。如果我年青歲，我本身就演李自成!’顛末幾回交流看法，我獲得一個配合看法——臨時不論幾集，第一卷可作為一集，以后一卷一卷拍下往。”[10]214
姚雪垠也將拍攝片子《李自成》之事告訴了茅盾（1976年12月26日致茅盾信札），“將《李自成》搬上銀幕（黑色寬銀幕）的事，將在春節過后著手，曾經斷定崔嵬導演，李凖編劇，過了春節，北影就向中心呈報打算。全書分三集或四集拍，暫不定逝世。他們預計在七七年積極預備（劇本、演員、服裝和道具），爭奪七八年開端拍攝第一集。”[11]83恰是在知會小說《李自成》有攝制為片子的動議之下，茅盾才在致姚雪垠的信札中（1976年12月29日）談及拍攝成片子時需求留意的處所：
“不要把明朝士年夜夫的對話弄成古代話，起義將士及休息國民的對話中也要避免呈現新名詞。疇前拍過幾部汗青影片，如《甲午海戰》《李時珍傳》等，但都是沒有小說底本，編劇者本身創作，此刻從原作改編，題目就分歧了。改編有所根據，這是有利前提，但也是以有所拘謹，這是晦氣之處。¼¼未來《李自成》搬上銀幕，或許不雅眾們會感到影片太簡單了。原作的戰鬥排場，用上萬字來描述的，在影片中或許只需十幾分鐘，但原作的抒懷的描述人物心坎運動的排場，在影片中要處置得好，頗不不難，這要看改編者的本領了。”[11]87-88
值得留意的是，1978年6月9日，姚雪垠、聶華苓、安格爾、張葆莘、王曉薇在北京華裔年夜廈客堂會晤時，也聊及《李自成》要改編成片子的話題，說起將由北京片子制片廠領銜此義務[12]164。這闡明，此信不成能寫于1979年9月7日。所以，信札初步估量其寫作時光應當在1977、1978年這兩個年初之間。
這里要問的是，“1978年9月7日”有沒有能夠呢？我們可以從1978年9月7日前的茅盾起居與行跡里尋覓相干的線索。實在，1978年7月茅盾產生了一次不測，這就是7月7日早晨的跌跤事務。他曾先后向周而復（7月19日）、王西彥（7月26日）、袁良駿（7月27日）、查國華（7月28日）、馬子華（8月5日）、萬樹玉（8月5日）、姜德明（8月7日）、黎丁（8月7日）、胡錫培（8月16日）、杜埃（8月29日）、孫中田（9月6日）等談及，因“右手有些顫抖，寫字艱苦”5，此時年夜部門信札均由“家人代筆”，并在8月7日致姜德明信札中特殊交待“羊毫字的確寫不成”[6]286 。而從茅盾9月7日致趙清閣的這通訊札的羊毫字跡來看，茅盾運筆趁熱打鐵，并沒有呈現“手抖”的景象。從這個細節來看，信札寫于1978年9月7日的能夠性并不年夜，前一日（即9月6日）茅盾還在致孫中田信札時談及“我身材欠好，信由他人代筆”[6]289，也是最為無力的佐證根據。所以，我們還得回到1977年8、9月間的相干文獻來切進信札真正的寫作時光。
第二處，是茅盾說起了《光亮日報》1977年6月25日刊載的《關于長篇小說<李自成>的通訊》。這篇文章，是基于《李自成》第二卷高低冊出書的推介評論。1977年2、3月間（版權頁題名為1977年1月），《李自成》第二卷由中國青年出書社裝訂刊行[11]94-95。茅盾于丁巳年正月初二（1977年2月19日）致王亞平信札時，就對《李自成》的文學評價有本身的“等待”，“《李自成》第二卷第一冊問世，是一件年夜事，但愿文學刊物盡快評介，不知本日寫文學評論者有無余暇顧及此否？此所謂余暇，即在工農兵作品之余，有無時光甚至愛好留意一個老作家所寫的長篇（其長恐必絕後，由於我們都了解全書梗概）汗青小說也。”[6]120 《光亮日報》、新華社很快都聚焦到《李自成》這部長篇汗青小說，3月時新華社曾以中國消息社的名義“用六種文字向海內報道了《李自成》的出書新聞，又設定噴鼻港《新晚報》自三月廿七日起連載第一卷。本月中旬又向海內發了一篇約四千字的‘拜訪記’，曾經同時在噴鼻港《至公報》、《文報告請示》、《新晚報》以及《澳門日報》頒發”[11]106。《光亮日報》于6月初動議頒發茅盾致姚雪垠的部門手札，終極這批摘錄信札由姚雪垠摘抄、茅盾校正之后，于6月25日在該報第3版《文學》副刊第74期刊登。
此時，讀者中即有“第二卷不如第一卷”的文學評論，茅盾也“預見《光亮》註銷摘錄后將收到若干分歧之反應，或有需要睜開會商，若然則勝于無反應矣”[6]156。7月25日，趙清閣在致茅盾的信札里有談及《李自成》的話題：“日前于《參考》上看到您寫過慶賀《五卷》出書的詩，還寫過評論《李自成》小說的文章”，“雪垠的《李自成》疇前讀過，印象不深，適接廣州友人來信，談到該著及高文，是乃讀者看法，剪奉一閱，當否，供參考耳。”8月5日，茅盾在復信中專門談及《李自成》：
至于評《李自成》小說，則是兩年前讀了雪垠原稿時陸續給他的十來封信，六月廿五日被摘要頒發于《光亮日報》。這般罷了，尊友如此，見仁見智。但此書印十萬剎那搶空，紙張緊，僅能印二十萬，又已賣完，聞今冬或明春新版將印五十萬。書自有其寶貴處，但亦足見“四人幫”統治文藝十年，形成書刊之枯索死板，故見舊書有新作風，群趨之如年夜旱逢甘雨也。[6]176
顯然，這是茅盾對趙清閣的廣州友人評價《李自成》的那種不雅點的直接回應。這種回應，必定惹起收信人趙清閣的器重，她也要正面向茅盾答覆這一題目，這才有8月17日她致茅盾舞蹈場地信札中的具體闡明：
《光亮日報》已借閱，旁邊雖系手札，而文采出色，創評論之新作風，不堪敬佩！旁邊評價無足輕重，《李自成》之得以滯銷誠與此有關。當然，“四人幫”統治下，文藝荒涼十年，國民如饑如渴，一見舊書能不爭相購讀乎！至于《李自成》之黑白，正如前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耳。前函談及鄙友看法，此間不少人亦有同感，證諸反映之年夜。為恐于我公影響欠安，故直陳，尚祈不以管窺見罪。¼¼
趙清閣談及本身瀏覽《李自成》的印象，“總的感到，雪垠能將李自成短短汗青寫出近百萬字長篇小說（明史記錄李自成豐績未幾），氣勢可謂年夜矣！思惟性、藝術性¼¼均有其寶貴處”，但她也不回避小說存在的毛病：“文字冗長欠精闢，似嫌堆砌；情節繁瑣，頗多重復”、“一些好漢人物口中講些粗鄙的話（劉忠敏、張獻忠，甚至李自成等），我認為是有損好漢抽像的；並且對青年讀者影響不良，特殊用了很多字典上沒有的罵人辭匯，欠妥”[1]143。
茅盾這般頻仍地在與趙清閣的往還信札里談及長篇汗青小說《李自成》的這一話題，重要時光仍是集中在1977年2月至8月之間，這就進一個步驟闡明茅盾致趙清閣的這通寫于“玄月七日”的信札只能寫于1977年這一年。聯合信札的題名時光，可以斷定其寫作時光就是“一九七七年玄月七日”。
三
樊駿師長教師在看護中國古代作家日誌和手札時，曾如許說道：“孤登時看，它們固然往往掉之零碎、瑣碎，不少內在的事務還能夠使人覺得劈頭蓋臉。但它們都是當事人親筆寫下的原始的直接的實錄，包括著大批真正的、詳細、正確的史實。把它們綴連在一路，可以發明作家的日常生涯、人事往來、文學運動、生平經過的事況、思惟情感（包含一閃而過的動機、難以向人訴說的心靈動搖、毫無保存的自我剖解等），以及文壇事務、社會汗青變故等方面豐盛並且靠得住的素材或線索，成為熟悉作家和掌握文學汗青演進軌跡的主要根據。”[3]339從這個意義下去說，茅盾1977年9月7日、1978年1月19日致趙清閣的這兩通集外信札，對于懂得茅盾1977年、1978年的時期正面是有主要意義的，這也進一個步驟闡明手札作為文獻具有特別的價值。後面所列四部《茅盾年譜》，均未留意到這兩通訊札，等待今后的新編或修訂版的《茅盾年譜》能在1977年9月7日、1978年1月19日各補注一條，進一個步驟完美茅盾的生平細節。它們不只于茅盾有文學的意義，更主要的是對趙清閣的研討做了文獻的展墊。
這就不得不說到有關對“新時代文學”這一文學史概念的熟悉。“新時代文學”作為一個特別的、中國今世文學史概念，它的起訖究竟是從1976年10月宣布文革停止就算起，仍是遲至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順遂召開為出發點，這對于學界從頭懂得1976-1978年供給了學理的懂得維度。假如按以後的學界熟悉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算起，至多它不克不及真正有用地建構、闡釋1976年至1977年這一汗青時段的復雜性。這就進一個步驟闡明，1976年、1977年和1978年的汗青糾葛，有待學界從頭睜開熟悉和確認，更有待學界把它們作為奇特的研討對象來予以審閱。恰是在這個意義上，學界更應重視茅盾在信札里不竭提到的“責無旁貸”這個詞背后所包含的時期寄義。盡管年紀已高，盡管身材有著如許或那樣的弊病，但作為老一代健在的新文學家，茅盾懂得了本身在這一汗青時段應有的義務和擔負，他也才幹夠不竭地壓服這般高齡的本身走在時期的潮水里，并盡力推著這股潮水向前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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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聶華苓.三十年后[M].武漢：湖北國民出書社，1980.
注釋：
①分辨是1975年5月19日、6月24日、7月7日、8月13日、12月5日，1976年8月6日，1977年4月29日、8月5日、11月5日、12月15日，1980年10月18日。
② 這也是她暮年保持要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緣由。1979年蔣錫金挑起對趙清閣人品的評價，后也由茅盾、樓適夷等干涉才得以停息。袁洪權：《70年月末關于抗戰文史論述的一則公案》，《創作評譚》2019年第1期。
③此處綜合了《茅盾年譜》（查國華編著，長江文藝出書社，1985年3月）、《茅盾年譜》（萬樹玉編著，杭州：浙江文藝出書社，1986年10月版、《茅盾年譜（下）》（唐金海、劉長鼎主編，太原：山西高校結合出書社，1996年6月）、《茅盾年譜》（李標晶著，杭州：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21年7月）所觸及的1977年8月至1978年1月年譜條目記載。
④ 此處并不算散佚在小我手上的大批信札（近些年有表露也未歸入加以統計），不然其多少數字能夠更為驚人。
⑤在7月26日致王西彥，7月27日致周而復、致袁良駿，7月28日致查國華，8月5日致馬子華、致萬樹玉，8月11日致黎丁，8月16日致胡錫培的信札中，茅盾均明白闡明由“家人代筆”。
[國度社科基金項目“開通書店版‘新文學全集’叢書專題研討（1951-1952）”（18XZW018）和貴州師范年夜學贊助科研項目“中國現今世文學文獻學專題研討”（2023001）階段性結果。]
（作者簡介：袁洪權，1978年生，男，土家族，重慶石柱人，傳授，博士，博士生導師，研討標的目的：中國現今世文學史料及古代常識分子思惟史研討。）